写在“七七”丨说说日本十大侵华罪徒
在 历史 的长河中，总有一些重要的时刻值得铭记。每年的七月七日，就属于这样的时刻。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值此七七事变爆发84周年之际，我们为读者列举了在推动和实施侵华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十位罪徒，揭开他们的丑恶面纱。
侵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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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十大日本侵华人物》
作者：蒋丰
东条英机
（审判台上的东条英机）
1937 年 3 月 1 日，东条英机继板垣征四郎后出任关东军参谋长。很快，他在“所管各地的战斗中，摆开了堂堂的阵势，愈益提高了皇军的威望。当时，给所有来往中国大陆的日本人留下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关东军有个东条英机’。不服满洲国王道之徒，一听到东条将军的名字，就喊‘东条来了！’吓得直打哆嗦！”东条英机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指挥着第 1 师团的步兵第 1 联队和第 3 联队，组成所谓“东条兵团”，开始对中国的河北方面作战。其实，之所以把东条派到这里，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就是保护鸦片种植地。
东条英机是个“笔记狂人”。在他还是个小小中佐的时候，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和他说话时候他总是能迅速掏出记事本，做行政科员是一点儿错也不会出的”。宇垣的话在上司中传开了。一向看不起他的石原莞尔认为这种事是下级军官才做的，公然嘲笑地把他叫做“东条伍长”。这些无伤大雅的小插曲并不影响东条英机野心勃勃的步伐。 作为陆军中的绝对主战派，东条英机的强烈主张几乎影响了日本的战争走向。
河本大作
说到河本大作，我（即笔者蒋丰，下同）就会想到日本有关他的两本传记。一本是平野零儿写的《满洲的阴谋者——河本大作命运的足迹》（日本自由国民社，1959 年），一本是相良俊辅写的《降落在满洲原野的红色夕阳——鬼才河本大作的生涯》（日本光人社，1985 年）。尽管这两本传记对河本大作的描写各有侧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传记中指出：河本大作是 1928 年在中国“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首谋者”。今天看来，这起事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暴恐袭击事件，而是 1931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的先声，是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的铺垫。
（河本大作策划的皇姑屯事件现场）
简单说来，河本大作 1883 年（明治 16 年）1 月 24 日出生在兵库县佐用町（当年称为“佐用郡”）三日月町，他的老爸是一个地主。木村武雄这样讲述：“1894 年，正是大作初小毕业进入高小的时候。那一年，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受此影响，大作和小伙伴越来越喜欢战争 游戏 。以前，他玩 游戏 的时候，常常出手伤害小伙伴。回家后总会被父母臭揍一顿。现在，父母好像也理解这个时代了，对大作把小伙伴打伤的事情不再处罚。当时，大作最喜欢读《少年世界》杂志，对刊载在上面的日清战争的‘豪杰’松崎大尉、樋口大尉、山路独眼龙等极为钦佩，立志要做这样的‘英雄’。”读到这里，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河本大作成年后敢于在中国东北暗杀“大帅”张作霖，应该与他童年时被洗脑是有关的。他幼小的心灵中，早已经埋下一颗蔑视中国的种子！
1945 年，日本战败。“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中国接收，改名为“西北实业建设公司”。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国民政府的指示，河本大作作为这家公司的“总顾问”，留下来继续运营这家公司。接下来，河本大作担任了“日侨俱乐部委员长”，他和在太原的日本人一起，与阎锡山的中国国民党的山西军共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1949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河本大作成为俘虏，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
1955 年 8 月 25 日，虚岁 73 岁的河本大作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病死。据记载，直到河本大作病死之前，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一起被关押的日本人都骂他：“就是因为你，我们才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近卫文麿
“我不会忍受作为战犯受审的耻辱。”这句话，听上去倒有些宁为玉碎的骨气，看起来沉甸甸的，颇有些分量。说这话的人是谁？
1945 年 12 月 16 日清晨，发动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祸首——前首相近卫文麿在即将被捕前的数小时抛下这么一句话后，服毒自杀了。
（近卫文麿服毒自杀）
1937 年 1 月，由于对华政策招致各方不满，广田弘毅内阁集体“下岗”。在乱哄哄的局面之下，近卫文麿终于等来了登场机会。6 月 4日，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下，他就任首相。46 岁的近卫文麿，一时被称为“青年首相”。
如今，日本许多学者喜欢谈论 1937 年 7 月 9 日近卫内阁发表的“不扩大方针”。似乎这项方针可以让近卫文麿逃脱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这些“公知”总是希望把天皇、首相一个一个地从战争责任中完全剔除出来，最后把这场战争笼统地归结到“军部”身上，从而淡化侵略战争的罪恶。
广田弘毅
“广田弘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持日本决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与德意建立法西斯同盟、挑起太平洋战争负有直接且重大的责任。他对于军部及各届内阁实行的侵略计划，有时是设计者，有时是支持者，如果不能用外交谈判满足日本要求时，一向赞成使用武力。发生南京大屠杀时，身为外相的他明知日军每天都在成千上万杀人、强奸及进行其他暴行，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停止暴行。因为他对此行为的默认，造成了人间惨剧。”1946 年 3 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清清楚楚写明了广田弘毅的桩桩罪行。
（广田弘毅在法庭上）
《悲剧宰相广田弘毅的实像》里记载，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日本外务省曾向陆军提出了“改善要求”。但超过 8 周的连续屠杀中，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根本没有任何提议。日本外交官日高信六郎曾向内阁进言“这样做会有反效果”，但广田弘毅却表示“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战时的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的时候也说，当时外务省先后接到 76 次有关在南京发生残虐事件的报告。
可以看出，广田弘毅之所以对南京大屠杀视而不见，是因为他内心认同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行为，他举手点“赞”还来不及，怎么会劝阻！当然，这些行为，也成为他日后被送上绞刑架的最重要依据之一。广田弘毅被起诉的罪行中，“默认非人道行为罪”、“共谋侵略亚洲罪”是最大的两项。其判决书第十章中这样写道：“作为外务大臣，他在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立即接到了关于这类暴行的报告。根据辩护方的证据，他认为这些报告是可信的，并曾将这项问题咨照陆军省。还从陆军省得到保证，说将让当地部队停止这种暴行。在得到这种保证以后的至少一个月内他陆续收到有关暴行的报告。根据本法庭意见，广田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便停止暴行，也未采取其他可能的任何措施来阻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慢。多达数万的杀戮、对妇女的暴行以及其他残暴行为每天都在进行，上述保证却根本没有被执行，广田本人对此很清楚，但他却仅仅满足于陆军省的保证。他的故意不作为已经达到了犯罪性过失的程度。”
这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广田弘毅默许南京大屠杀罪证的认定！
松井石根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1873 年出生于旧尾张藩武士家庭的松井石根，从小就对战争、对杀戮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且还有着所谓“完美主义者”的追求。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直到今天日本还有人在为松井石根的阴魂不断地喊“冤”；今天，也还有很多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请允许我花一点笔墨吧。
（松井石根在法庭上）
从日军踏入南京城的那一刻起，松井石根认为狠狠“教训”城内军民的时候就到了。他采取的手段就是把南京城当作小时候做错的考卷，擦得干干净净！在松井石根眼中，这可不是什么泄私愤，而是以恐怖的大屠杀威慑中国“反省”，恐吓中国其他城市，减少进攻阻力，属于“战略需要”。
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其战略策略不仅包括以强大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击败与歼灭中国军队，显示其不可战胜的“武威”，还包括在战后对拒不乞降、敢于抵抗的中国军民实行严厉的“膺惩”——中世纪式的屠城与烧杀淫掠，两者结合充分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南京后，10 多万日军烧、杀、淫、掠的“恐怖嗜血之剑”完全出鞘了。日军首先把屠杀指向那些被俘的中国军队的伤病员与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官兵。
12 月 15 日，松井石根通过“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发出指令：“两军在各自警备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所谓“扫荡”，就是屠杀的代名词。12 月 18 日松井石根在南京“巡视”期间，又命令：“混杂的军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所谓“纪律肃正”，也是指屠杀。
1947 年 3 月 10 日，南京政府组织的“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军事法庭”公布了松井石根的“扫荡肃正”结果：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集体屠杀共有 28 案，屠杀 19 万多人；零星屠杀有 858 案，屠杀约 15 万人。总计日军屠杀中国战俘与难民达 30 余万人。
12 月 18 日下午，举着屠刀的日本陆、海军又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所谓“忠灵祭”———祭奠阵亡的日军官兵。松井石根任主祭，宣读祭文。这天早晨，松井石根还写下了一首题为《奉祝攻克南京》的所谓“挽诗”：“灿矣旭旗紫金城，江南风色愈清清。貔貅百万旌旗肃，仰见皇威耀八纮。”这种“挽诗”哪里感觉到半点哀悼的意思，分明是炫耀与吹嘘日军攻克南京的“赫赫战功”、日本霸占世界的巨大野心！
土肥原贤二
从少年时代开始，土肥原贤二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心成为中国问题专家。不过，他从狭小的岛国出生，更感兴趣的是中国大陆广袤的土地。土肥原贤二最殷切最热盼的事情就是亲眼看到日本征服中国，从而使其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隅。土肥原贤二曾挤着牙缝这样说：“我在中国从事谋略工作的对手，既不是段祺瑞和张作霖，也不是南方的孙中山，而是中华民族。”
（土肥原贤二在法庭上）
1931 年 7 月，土肥原贤二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指挥日籍间谍和华籍特务制造“万宝山事件”，策动朝鲜农民移居长春郊外万宝山，侵占当地农民的土地，从而引起双方大规模械斗。然后，让日本媒体报道整个“满洲”局势不稳，已经威胁到日侨安全和日本国家的权益……同年 8 月，土肥原贤二得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上尉部员中村镇太郎在中国东北刺探情报，被中国东北军屯垦军第三团逮捕并处死。土肥原贤二立即表示“我们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10 天之后，日本关东军就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爆发后，奉天特务机关一时成了指挥中心。9 月 20 日，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奉天市“市长”。9 月 22 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主持召开会议策划下一步行动。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侵占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举彻底解决南北“满洲”问题。石原莞尔则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到国内外形势等，双方意见相持。最后，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对这一建议大加赞赏。
土肥原贤二在“九一八事变”的事前、事中、事后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日本侵吞中国东北的主要推手。因此，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土肥原贤二确为 1931 年沈阳事变的共谋者之一。”主要理由是：一是事变发生时他主持的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二是他在报刊上公开主张“关于满洲一切悬案应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进行解决”；三是事变发生后三天他即就任奉天“市长”；四是他是将逊帝溥仪由天津转移到东北的阴谋策划与实施者。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土肥原贤二对“九一八事变”有“共谋侵略计划罪”而提出公诉，并认为罪证“均确凿无疑”。
田中久一
一个日本男人，出身寒门，奋斗了大半生，官至陆军中将，结果，在临近花甲的 58 岁那年，他先后在中国的大都市上海和广州两次被判处死刑，最后在中国万众的热眼围观下被执行死刑，那堆叶落却无根可归的枯骨，至今也不敢公开去向，如孤魂野鬼般飘荡在无尽归途上。大和文化和中华文化一样重生厚死，无论在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看来，“死无葬身之地”，都是对一个人一生最大的否定和惩处。这似乎不再是“无处话凄凉”，落到这个地步，真是可悲可叹！这个日本男人，就是 1945 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土地上被处决的军衔最高的日本人——田中久一。
（田中久一在广州被执行枪决）
田中久一在广东期间，犯下多起战争罪行。广州法庭将审判集中在两起罪行上。1944 年 7 月，田中久一为筹备“湘桂会战”所需物资，命令部下派人到台山县勒索粮食。该县三社乡民众奋起反抗，日军 800多人将三社乡团团围住，杀死乡民 245 人。与此同时，日军进攻开平南楼，俘获中国守军 7 人，拖至附近中国银行楼前，屠杀肢解，并将尸体抛入水中。对田中久一进行庭审时，证人多次当庭作证。田中久一申诉称，这是下属所做之事，他不知情，也不能负责。鉴于田中久一不认罪的态势，广州法庭检察官追加起诉，根据战犯处理条例中的 38 项罪名，指控田中犯有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滥炸不设防地区、劫掠等14 项罪名。1946 年 7 月 15 日继续庭审，田中的违反战争法犯罪事实为：1942 年 1 月进攻惠州时，屠杀平民 2 000 余人；1944 年 10 月攻占广西蒙墟后，将俘获的国民党军士兵集体屠杀。违反人道罪事实为：1942 年 1 月出动飞机六架，对惠州若瑟医院进行轰炸。这样，就将田中久一的罪行上升到战争犯罪的高度。在广州开庭审理过程中，田中久一又因犯有虐杀美军俘虏罪，被美国通过外交途径提解前往上海的美国军事法庭，暂时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原来，1944 年，在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期间，曾指挥部属将领虐待因轰炸香港日军而被俘的美军少校飞行员。
1946 年 9 月 3 日，驻上海的美国军事法庭判处田中久一死刑。这是他第一次被判死刑。
田中久一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罪行，较之虐杀一个美国飞行员来说，实在是更为深重。死一次，不足惜。他仍必须为他治下日军的暴行负责。为此，死刑在身的田中久一，又被解返广州，继续接受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
主任检察官蔡丽金在法庭上对田中久一提起公诉，起诉书列举了田中久一在广东犯下的罪行：“田中久一所率之日军在广东屠杀平民，破坏财物，奸淫掳掠，强拉夫役，滥施酷刑，无恶不作。为祸之烈，史无前例。平民遭其荼毒者，不知凡几，财物损失难以数计。”
此刻的田中久一，虽然自知罪责难逃，但依旧不忘拿出当初对付张发奎的那一套伎俩作垂死挣扎，坚称自己并未下令作恶，从武器性能、指挥权责等多方面为自己辩护。
历时 4 个月，十几次庭审，任田中久一巧舌如簧也无法掩盖他罄竹难书的罪恶，他终于承认：“日中之战争，实由日本政治家观察错误，至有今日之祸，应接受审判。”
根本博
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日本人酸不溜丢地认为，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台湾政局发生变化，日本人做了许多“贡献”，后来却被遗忘了。应该说，这种“怨妇心态”源于一个臭名昭著的日军将领。在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此人曾作为日军投降代表两次向中方投降。但是，身虽降，心却不死。他作为日本陆军里面有名的“中国通”，深谙中国内战政治势力的布局。战后更是秘密赴台，帮助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兴风作浪、推生事端，一心一意同新中国政权抗争到底，一心一意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这个人，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华北派遣军司令、驻蒙疆司令根本博。
（根本博与蒋介石在一起）
复员后的根本博回到了位于东京鹤川的家中。眼看着一批又一批甲级、乙级、丙级战犯嫌疑人被捕入狱、继而判处刑罚，自己却可以摆脱罪名全身而退，根本博不由得从内心里感谢蒋介石的“恩情”（注：蒋介石曾在1926年与根本博会面，并在交往过程中认为根本博比较听话，故战后未将其列入战犯名单）。很快，中国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经历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般地打击着失去民心的国民党军队。整个国民党政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真是病急乱投医，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根本博东京的家中突然闯进一个自称“蒋介石特使”的神秘人物，此人手持蒋介石的亲笔信，说蒋介石希望他这个日本将军能够重新出山，帮助他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霎时间，根本博觉得血往脑门上涌，一股“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让他下定决心：“报答蒋介石先生的时刻到了！”他立即答应，随即变卖了家中古董书画等私财，准备去中国大陆帮助蒋介石。干戈相见，铁火无情，战场上的变化没有人能够掌握。根本博还没有来得及出发，他“壮志满怀”一心投奔的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岛了。这下，根本博有点犹豫了。就在这时，日本传奇大间谍、号称“一个人打胜了日俄战争”的原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的长子——明石原长出面邀请根本博赴台。
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根本博从台湾前往金门，担任汤恩伯第 5 军管区司令的顾问，领“中将”军衔。为了方便行事，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林保源”。汤恩伯则尊称根本博为“顾问阁下”，每天一起吃饭，并且都让他坐上座。之后全程参与了金门战役。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必须特别指出，如果说根本博此前准备前往中国大陆，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话，此后根本博前往台湾，其活动性质就不仅仅是帮助国民党军队对付共产党军队，而是借帮助蒋介石政权来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
北一辉
提到风景旖旎的日本新潟县佐渡岛，许多人会想到珍稀的“朱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小岛上一块不起眼的农田里，立着一块不起眼的墓碑，上面裂痕遍布，字迹模糊，只有仔细辨认，才能勉强看清上面的字样：“北一辉先生长眠于此。”有人说，埋葬在这里的就是曾经风云一时、炮制侵华理论的日本“纳粹主义教父”——北一辉。
（疑似北一辉的墓地）
北一辉的国家改造理论运动让日本迅速法西斯化，快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而他将侵略矛头最先指向了中国。日本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所著的《日本政治史》（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 年）揭露，北一辉首先将方向定为“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应战”，给当时的日本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千百万年轻人“一下子就给迷住了”，他们确信“能够与罪恶势力进行战斗，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而且，就连远在“满洲”的日本人中间包括关东军在内，整个伪满洲国都渗透了北一辉的思想。他的著作已成了日本青年将校及军部革新计划者的教科书。他的客厅成了对这些人灌输革新思想的课堂。
他还直接为日本侵略中国出谋划策。北一辉继承并接受了日本传统的大陆政策和“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思想。他在《支那革命外史》的序言中，极力主张“为实现日本的革命性对外政策，必须占有南北满洲和西伯利亚”，待日本的国家改造完成之后，还要设立专门管理对外殖民地机构的“农林省”，负责对“大于台湾几十倍之领土于南北满洲及远东西伯利亚”的管理。
北一辉始终以所谓的“日本生存发展”价值标准来认识中国。对于1904 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他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拯救”，正是由于日本“帮忙”，才使得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蚕食分割中得以保存，而中国对此并不觉悟，不仅不思图报，反而不断地排日、拒日和反日。基于这种思想，当中国发生“五四运动”时，北一辉认为这简直是“忘恩负义”。可是他忘了，所谓“拯救”中国的日俄战争，是以中国丧失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为代价，是日、俄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罪恶战争。
这些歪理邪说，形成了日本法西斯势力对中国蚕食鲸吞的理论基础。毫不夸张地说，北一辉正是日本全面侵华理论的始作俑者！
德富苏峰
时至今日 , 我都清晰地记着：那次，我到位于东京都大田区的“德富苏峰纪念馆”参观，想认真看看这个影响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舆论思潮的媒体“大腕”的人生轨迹。谁料，当我驻足在纪念馆内，仰首看着密密麻麻的“德富苏峰年表”时，一行黑色的小字撞进我的眼帘——“1945 年终战后，被美国占领军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拘禁在家中，后因高龄未被起诉。”……
（“国民之友”创刊时的德富苏峰峰与社员·后排穿西装者是苏峰）
在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际，德富苏峰开始转变。他开始大声叫嚣“这是绝好的机会”，这是 300 年来“收缩的日本”彻底转向“膨胀的日本”的好机会。他对此兴奋不已，甚至亲自跑到位于广岛的战时大本营去，对当时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等人“零距离采访”。
甲午战争期间， 德富苏峰作出的最大“ 贡献”应该就是汇集出版名为《大日本膨胀论》的小册子。他公开指出：日本人口在膨胀，日本国土也要膨胀。立即对中国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提醒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不要错过“良机”。他曾结合倭寇骚扰中国沿海地区之事发散称，“大日本的膨胀……要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思路开始扩张的。占领旅顺，割据台湾仅仅是开始。在北方占据东北，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全面侵华，后来又开展所谓“大东亚战争”，将战火烧到东南亚。这一切，都和德富苏峰们设计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1931 年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后，德富苏峰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军用文人”。他相信日本不存在法西斯主义，只有皇室中心主义。这一年，已经 68 岁的德富苏峰仿佛焕发了人生的“第二春”。他声称这是他自 1904 年日俄战争以后最愉快的时刻。
他积极倡导的“打破白阀”，即打破白种人的特权，其实击中了日本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而奇怪的是，日本一方面痛感“白人”的殖民统治造成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毫不在意的对朝鲜、台湾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END
顺治之死
对于不到30岁丧夫的孝庄来说，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
顺治在十八年正月初三（1661年）被天花病毒（也称痘症）感染，因生天花病倒在床。
从关外来到中原的满族，对中原地区流行的死亡率相当高的天花非常缺乏免疫力，豫亲王多铎就是因为出花在顺治六年去世，享年36岁。
因对成年人出花的恐惧，每年的冬春之交顺治都要去南苑行宫“避痘”，但顺治十七年的冬季却是个例外，顺治不仅未去避痘，反而被董鄂妃的葬礼弄得疲惫不堪。
于是，天花病毒乘虚而入。
顺治体质本来就不是很好，亲政后的刻苦攻读竟累得吐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得了肺结核，而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得了“痨病”，在抗生素尚未发明的情况下痨病不可能痊愈，得了痨病的人也不可能长寿。
在痨病的阴影下，孝庄皇太后实在不敢奢望顺治能活到他父亲的年纪，说句心里话能有他叔叔多尔衮的阳寿她就很知足了。
其实就连顺治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对木陈和尚说道：“老和尚许朕30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来祝40，朕绝候他不得矣，”并指着面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
此骨已瘦如柴”，当木陈劝顺治当“早睡安神”“拨置诸缘”时，顺治则说道：“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楼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耳。”20多岁的人，已经虚弱到宛若一盏将尽的残灯。
如果没有经受董鄂妃去世的打击，顺治或许还可以活过30岁，但他的红颜知己董鄂氏在顺治十七年八月仙逝（1660年），孝庄已经意识到顺治的阳寿也快到头了。
有其父必有其子，当年皇太极就是因为无法摆脱宸妃去世的巨大悲痛而撒手人寰的，但令孝庄始料不及的是，儿子走得比父亲还快……
为了能追封董鄂氏为皇后，顺治竟至闹到寻死觅活的地步，皇太后虽然让了步，但皇帝仍意犹未尽。
为了弥补心灵上的缺憾，顺治以最高的级别主持董鄂妃葬礼，他以蓝墨批本（只有皇帝或太后去世才用蓝墨批本），又亲自主持49天的景山大道场，从建水陆道场到“起棺”、“举火”、“收灵骨”、“迎神主”……
一直到“断七”，顺治事必躬亲。
按说到十月初八过了“断七”丧事也就结束了，但余哀未尽的皇帝在十月十六日及二十七日又在景山两次建“陟天道场”，十一月初八还在西苑及广济寺同时举办“仙驭道场”。
过度的悲伤、主持葬礼的疲惫都伤害了顺治帝本来就多病的身体。
那极为虚弱的命门火随时都可能熄灭。
顺治十七年九月初十，在火化董鄂妃遗体时，隆安和尚曾低声问主持火化仪式的行森：“上来，也请师接？”了解内情的人都很清楚：下一个隆重的火化仪式就该轮到顺治了。
从正月初三一显示出痘症，孝庄就意识到顺治应该确立继承人了。
从顺治亲政后，这是惟一一次母子能想到一起的一件大事。
尽管都想到立继承人，但究竟立谁，母子之间还是存在尖锐的分歧。
在顺治看来，只有立一位年长的继承人才可能避免幼主临朝所产生的种种危机；而当时他的儿子最大的也只有八九岁，所以他排除了传子而决定传贤；但他的兄弟中也没有一个可以委之重任的人，因此便考虑到一个能干的堂兄弟——安亲王岳乐。
顺治的安排，遭到孝庄皇太后的断然否决，在孝庄看来，帝系的转移所引发的问题比幼主临朝还要错综复杂。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母子之间依旧不能沟通。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争论了，孝庄皇太后立即派人把传教士汤若望请进紫禁城进行磋商。
汤若望虽然来自德国，但自1619年到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传教，就对汉族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的了解，比相当多的满洲权贵还要深，这也是他能成为顺治忘年之交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而当“皇帝使人问汤若望的意见”时，汤若望建议：册立已经生过天花的皇三子为继承人；而为了避免亲王辅政所造成的大权旁落，孝庄皇太后也打算建议顺治撇开宗室亲王、起用异姓臣子辅政……
在有生之年顺治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违心的，他的传贤不传子的主张不仅遭到皇太后的反对，也遭到两黄旗大臣以及汉族官员的反对，就连他一向尊重、信赖的“玛法”（满语老爷爷）汤若望也站在太后一边。
已经没有体力争辩的顺治，颁布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册立八岁的皇三子为皇太子，赐名玄烨，同时挑选最为忠诚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作为辅政四大臣，以明年（1662年）为康熙元年。
正月初六，孝庄已经 “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然而上述一切禁忌的公布，不过反映出只要有一线希望母亲都不会放弃的愿望。
初七子时，顺治在养心殿去世，这一年孝庄皇太后47岁。
据一位参加过顺治丧礼的外国传教士记载，那是个寒冷的日子，太后一身黑色，手扶着栏杆，悲痛万分地望着宫里的人把顺治生前使用过的物品抛入燃烧的火堆中，白发人反送黑发人……
突突蹿动的火苗，考干了她脸上的泪水……
任性的儿子走了，把苦涩留给了母亲，她的心血全都付之东流，为了大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她得义不容辞地再承担起教化幼主、辅佐幼主的重任。
正月初九皇太子玄烨即皇帝位，辅政四大臣在顺治的灵位前向皇天上帝宣誓：要“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赠；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
回答者：wj0468 - 同进士出身 六级 12-5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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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崇德八年八月二ten+six日在沈阳即位，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终24岁。
顺治即位后，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噪易怒，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英年早逝。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归依禅门的皇帝。
另附:
2、康熙
康熙帝名玄烨，是顺治的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5月4日）。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61年。
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清除螯拜，撤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葛尔叛乱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或御驾亲征，或决胜千里，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慎选人才，表彰清官，修治河道，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等行为，又反映了康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
和玄烨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
玄烨尽管是以为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的好皇帝。当然，作为站在历史潮流前面，引导国家，民族快速进步的伟大人物，他则逊色得多了。
3、雍正
雍正帝胤祯，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61年，45岁的胤祯继承帝位，在位13年，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
胤祯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式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为胤祯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为后代的乾隆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毫不逊色。尽管他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
4、乾隆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嘉庆四年（1799）。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
乾隆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平定叛乱等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治武功，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并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但乾隆为人重奢靡，晚年时国库财用耗竭，并重用贪官和绅，以至农民起义在其晚年也已层出不穷，是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标志。
5、嘉庆
嘉庆帝喁琰，清高宗弘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登基，改元嘉庆，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61岁。庙号“仁宗”。
嘉庆帝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守成君主。他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从嘉庆帝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个日趋衰弱的封建的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6、道光
道光帝绵宁是清朝入关后的帝六代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9月16日），卒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位30年，终年69岁。庙号宣宗，葬慕陵。
才智平庸的道光帝徒以俭德著称。他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使他寝食不安。他想严厉禁烟，也曾下决心抗击侵略者，但他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知殖民主义为何物。平素无知人之明，临危无应变之策，以至战守茫然，毫无方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顿足叹息，结果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签定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
道光帝柄政30年。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正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7、咸丰
咸丰帝奕宁，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病故。在位11年。
咸丰即位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紫荆山前金田村爆发。接踵而来的又有英法联军之役，迫使咸丰逃往热河承德。咸丰在位11年，民怨沸腾，并不任战，“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他往往中夜彷徨，一筹莫展，于是沉湎于声色，纵欲自戕，临死前两天还传谕“如意洲花唱照旧”。
志高才疏的咸丰帝陷于祖宗的框框之中，终未能跨过着一门槛，带者无穷的忧虑，去了那个没有忧虑的世界。
8、同治
同治帝载淳是咸丰与叶赫那拉氏的独生子。生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十二年亲政。次年卒，年19。庙号“穆宗”。
同治帝在位14年，在此期间，清朝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也办了一些所谓的“洋务新政”。但这些与同治皇帝都没多大关系。当时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载淳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亲政两年后，死于天花。
9、光绪
光绪帝载恬，同治十年（1871年8月14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其父奕寰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其母是慈禧的胞妹，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同治病故之后被指定为皇帝，他在位34年，光绪十三年病死，终年38岁，庙号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陵。
光绪帝19岁亲政，他富有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愿意接受新思想，“不甘作亡国之君”，积极支持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只好挟光绪帝仓皇逃到西安。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清王朝濒于覆灭的边缘。
10、宣统
爱新觉罗·溥仪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7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势，终年61岁。著有自转《我的前半生》。
宣统帝即位三年，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条件日趋成熟，清王朝的败亡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清庭只得以光绪帝的未亡人隆裕皇太后和末代皇帝宣统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
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3月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日军战败后被服，经改造，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
11、努尔哈赤（入关前的皇帝）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不屈奋起，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称王”。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以勇捍立威，受部众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兵势渐强，势力日增，万历四ten+six年（1618）以“七大恨”祭天，誓师征明，开始了为清王朝的建立艰苦创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典册中，他的英明和业绩将与世长存。与明将袁崇焕在宁远交战中，大败而回并受伤，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死去。终年68岁，葬于沈阳城东，称之“福陵”。庙号“太祖”。
12、皇太极（入关前的第二位皇帝）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其母叶赫那拉氏。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宁远战败身亡后即后金汗位，在位17年，卒于清崇德八年（1643）。庙号“太宗”。
即位不到十年，他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屡挫大明官兵。天聪十年（1636）四月，改称帝号，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将族名改称“满洲”。他雄心勃勃地挥师西进，兵锋所指，京畿震惊。经过松锦两次决战，尽歼明军精锐，山海关外，仅存宁远一座孤城，大明江山岌岌可危。皇太极博览群史，气度恢弘，军事上有勇有谋，政治上极富开拓精神，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向往汉族文化，兴利除弊，优礼汉官，勘称“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的创业之君。他促死于清军入关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
13、慈禧（垂帘听政）
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11月28日），其父惠征。慈禧年二十二时，生下载淳，母以子贵，晋封懿妃，次年又晋封为懿贵妃，在宫中地位日显。
咸丰帝死后，慈禧发动政变，诛杀肃顺，终于实现了“垂帘听政”。在这以后的近50年里，她独断朝纲，在此期间，地球上的许多国家科技发展，经济繁荣，政治改良，而中国却被这样一个充满权利欲的女人把持着，死气沉沉，发展迟缓，为了一己私利，她可以施展阴谋，倒行逆施，置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终于酿成了她死后3年的清王朝的国破家亡。不仅如此，慈禧所造成的危害，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沉重的包袱。
清朝简介
从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到1912年中国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清代统治全国共268年。
包括入关前的两帝，努尔哈赤，皇太极；入关后10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慈禧虽非皇帝，却独断朝纲，也被列入。
清朝是由女真族（满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的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自此之后，中国脱离了帝制而转入了民主革命时期。清朝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盛衰隆替，风云变换。它的崛起为封建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它的衰落又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瓦解。在这个特定时代的12为皇帝，自然是有开国之君，有治世之帝，也有平庸之君，堕落之帝。
清朝皇帝的死因
——据清宫档案透露
自清军入关，多尔衮摄政，定都北京到清朝灭亡。大多数皇帝早夭，使人们引起各种猜测，众说不一，那么，这些皇帝究竟死于什么原因呢？
福临帝（顺治）
顺治帝迁都北京，十月初一在紫禁城的太和门举行登极大典。从此清王朝统治中国近270年的历史正式开始了。
顺治帝本来就身体羸弱，经常心悸失眠，他常叹自己“骨瘦如柴，寿命难过卅。”顺治十四年，皇贵妃董鄂氏所生皇四子夭折，对其是沉重打击，顺治十七年宠妃董鄂氏又逝，使顺治万念俱灰，声称要出家为僧，终日郁郁寡欢，精神不振，每况愈下，不到半年又染上了天花，于初七日半夜死在养心殿，时年24岁。
玄烨帝（康熙）
玄烨政绩非常突出，但立储，几立几废，身心受到严重刺激，开始患病，从他数次发病情况看，他患的可能是高血压、心脏病。当时他“伤心不已”，“渐觉虚弱”，“胸中有结”“日日不能释然于怀”。到五十一年再废太子时，就已“心思用尽，容颜清减”。六十一年十月廿一日，玄烨去南苑行围，时值天寒地冻，他已近七十高龄，体弱多病，于十一月初七“偶冒风寒”，当日回到畅春园，传旨“整日即出透汗，自初十至十五静养斋戒”，但这次患病，来势较猛。病中派皇四子胤 代行祭天大礼有五子允祺前往孝东陵典祭，实际是支走其子，便于向隆科多口授遗嘱，致使心力憔瘁，气力不支，于十三日丑时病情突然恶化，遂将其八个皇太子召至御榻前宣布四子胤 即位，戌时，耗尽心血的玄烨结束了生命，终年69岁。
胤禛帝（雍正）
胤禛继位时年四十五岁，是一位非常勤勉的皇帝，但他的身体状况虽非羸弱多病但也非骁悍强健。即位以后，面临着允棋等人的分裂活动他不得不把精力投入到政务中去，日久天长，健康必受影响。
雍正四年即承认精力不足，疲劳衰弱，一下病倒拖了一年，失于调治。雍正八年三月，间日时发寒热，饮食大减，夜不能寐，历时两年有余。五月间一度好转，九月再度加重，直到十月才度过险关。这场将近一年的寒热病，几乎送了胤禛的命，一个53岁的人，患了这样一场大病（似疟疾），使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死于圆明园。
对于他的死因，缺乏史料，只能从乾隆帝即位之初的上谕中分析。
乾隆在胤 死后的三天内，雷厉风行地处理了三十八件要事，三分之二与葬礼直接相关。其中一件是传谕给宫中的道士的。言：“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且深知甚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
实际上，胤禛生前曾谕几路总督、巡抚为其寻找道士，甚至不顾夏日炎炎，在宫内、宫外辟静之处用万斤灰炭炼丹。年老体弱的胤禛豢养道人，为治病强身这个目的显而易见，道士推拿炼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治疗方法，但盲目迷信却走向反面，从胤禛对道士的重视态度与乾隆果断的驱道行动联系起来分析，就可以感到胤禛之死与长期服用丹药引起重金属中毒有关。
弘历帝（乾隆）
弘历在几个兄弟当中，不论在才华或政治上都处于优势地位，胤禛死时他年方25岁，有较好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统治知识和几年参与军事机务的经验，所以极为顺利掌握了政权。
弘历天资聪慧，青年时代受到精心培养。从雍正十三年九月（1735年10月）弘历登极至做太上皇以后的嘉庆四年正月（1799年2月）共63年多，基业稳定，政绩卓著，其前提条件是其寿命长，政策当。他个人对绘画、文玩、音乐、体育等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也是健康长寿的原因之一。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辰刻在养心殿断气，才被人抬着离开了宝位，享年89岁。在他的一生中注重锻炼，反对进补，常自称为“长寿老人”，看来他一生都很健康，只是老死而已。
顒琰帝（嘉庆）
顒琰六岁就傅，十三岁即通五经，文章“援笔立就，动成典则”。十五岁大婚后仍日居书室，寒暑罔闻。 琰经过从建储到即位加训政的二十多年里，更臻于成熟。为后来从政奠定了牢固基础。度过了曲折而不平安的二十五年。
宫廷内部的斗争，八卦教、捻子军的造反，同母弟庆亲的去世，不能不使顒琰的内心忧郁，负担加重。嘉庆二十五年七月甘四日到避暑山庄，准备去木兰围猎，在去山庄的路上“偶感喝暑”，到山庄后即“觉痰气上壅，至夕益盛”。至二十六日傍晚，疾大渐。戌刻，崩于避暑山庄的行殿寝宫
旻宁帝（道光）
旻宁，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寅时生于大内撷芳殿，为顒琰的第二子，六岁就傅，十五岁与钮祜禄氏成婚，嘉庆十三年正月钮病死，十二月又与佟佳氏成婚。一共有后妃20人。
他即位顺利，崇尚节俭，但清已处未落时期。晚年，圣躬不豫，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三日，病于圆明园慎德堂，召见部分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密议传位大事，次日卯刻病危，又急召宗令和御前大臣等十人，明示皇前朱谕，立皇四子奕 为皇太子，并将另一个宠儿封为亲王。
关于旻宁死于何疾，因无原始资料故难以推断。
奕詝帝（咸丰）
咸丰执政，多事之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鸦片战争，圆明园被焚，北京条约的签定都给咸丰以沉重的打击，他所患的肺病愈来愈重，热河行宫不断传出他病危的消息，咳嗽带血益发严重，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久患虚劳的咸丰终于死在避暑山庄内的“烟波致爽”殿寝宫，终年31岁。
载淳帝（同治）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在太和殿举行了载淳的登极大典，改号为同治，实际上是慈禧一人总揽大权，开始了她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统治。
载淳于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十七岁时举行了大婚典礼。
两宫皇太后于第二年正月廿六日正式卷帘归政了，但慈禧极不放心，还常常插手干预，使年轻自负的载淳皇帝不甘忍受，不到两年就死了。对于他的死，尽管清代宫庭史料，特别是档案内均有较明确的记载，但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在一些私人著述和笔记中，还是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并加了一些演义性的描绘，有的说他死于天花，有的说他死于梅毒，也有的说他死于疥疮，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据《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五日记载：……嘻戏游宴，耽溺男宠，日就裸瘠，旋患痈，项腹各一，皆浓溃，日未昏，殆不知人。
《国史旧闻》）濮兰德、巴克斯著《慈德外记》载：“私家著述，皆谓太后纵帝游荡，及至得疾，又不慎重爱护，以至深沈不起，……盖帝常履饮于外，至翌晨召见军机时犹未归也，或醉中言语失次，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一八七三年（即同治十二年）外间皆窃窃私议恐帝寿之不久。至次年十二月，帝得痘症，不能临朝，两宫皇太后代执国政。至月底帝遂降谕日：‘朕于本月有天花之喜，……’”。《四朝佚闻》中载：“穆宗之崩，传者不一，或云天花，或云内毒，而医药不能尽合……”这些著述除了记载同治皇帝的病情死因之外，还特意说明了同治皇帝南郊微服履行之事，并且把这件事与同治皇帝母子矛盾及病和死联系在一起。说明由于西太后专权，同治忧郁不快之情，但是，在慈禧监视之下，仅有几个太监夜间常出没于宫禁森严的大内，至整夜不归，竟达次晨来不及召见军机大臣或醉语胡言的程度似难出现。
其实。同治皇帝的病情和死因，可以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中看得一清二楚，《万岁爷进药底簿》中详细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载淳得病至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酉刻死去前后三十六天的脉案、病情和用药情况，它完全证明了载淳最后死于天花。
这是详实可靠的。197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医院的有关专家教授，对同治皇帝的病情发展及用药情况进行了专门的研讨，大家的结论仍认为同治皇帝死于天花是无疑的。
载湉帝（光绪）
载湉亲政典礼于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五在太和殿举行，光绪十五年正月举行了大婚典礼。这时慈禧才“交权”并移居到颐和园，但是斗争仍在激烈的进行，最后终于导致了戊戌宫廷政变。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载湉被囚瀛台。政治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苦闷，使本来就患有多种疾病的载 身体越发不支，成为一个被慈禧抛弃的傀儡，加上久病缠身，使他再也无力奋起抗争。
载湉于同治十年（1871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宣武门内迤西太平湖醇亲王府的槐荫斋，四岁入宫，在慈禧太后苛刻管制下成人，与慈禧斗争了十几年，最后落了个傀儡皇帝，这一切都是造成从小多病而且越来越重的真正原因。他从小体弱，感冒发烧，胃病时作，大婚前经常遗精而使“肾经亏损太甚”，接着脑鸣、肩背腰腿酸沉，逐年加重。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政治上的打击使病情突然加重。到了三十四年（1908）入春以后更为严重，宫中御医已束手无策，不得已召江苏名医陈秉钧和曹元恒入京诊视，到了四月份仍无起色。五月初八日，慈禧通过军机处向各地发出电文：“入春以来皇上圣躬时有欠安。在京名医，诊治无效。希尊处精选名医，资送迅速来京，恭候传诊”。这次保送来京的名医有：吕用宾、周景涛、杜仲骏、施焕、张鹏年等人。
什么是东陵盗宝事件?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优待清室条件》中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加以保护。然而，民国政局风云变幻，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爆发，近代中国长期军阀混战动荡不安，《优待清室条件》很快成为一纸空文。
东陵，这座曾经驻有重兵看守的清朝皇家墓地，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和保护，裸露于乱世，注定命运堪忧。
由于断绝俸饷，守陵官员们大都迁往京城，仅剩不多的八旗兵丁也各谋生路，自顾不暇。方圆两千多平方公里的清东陵，不久便失去了它的清静而成为匪盗出没的地方――
当年，东陵内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恶性的盗陵事件：守陵人深夜被土匪持枪堵于值班室，嗣后发现惠妃陵上有被盗挖的痕迹。面对当时愈演愈烈的偷盗之风，当时清皇族代表忧心忡忡地向内务部报告，但却得不到当局的重视。
1926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奉系军阀张宗昌率部占据东陵，对东陵大行抢夺，铜鹿、铜鹤、铜缸等都被搬走，仅金银器物就装载了几十大车。
这是军队第一次对东陵的公开劫掠。此后，东陵内兵匪更加猖獗，连大殿楼台的檀木房梁、门窗隔扇都被拆下变卖，陵区内几十万棵松柏也被盗伐一空。
被毁的外椁板及衣物
1928年春夏之交，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行将结束，人民似乎稍微可以松口气过些太平日子，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震惊中外的“东陵盗宝”案发生了！这一次清东陵被掘地三尺，开棺盗宝，堪称地下宝库的清朝皇陵地宫遭到洗劫，无数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文化珍品从此流失。
是谁，犯下了这令国人至今痛惜不已的罪行？
在今天的清东陵文物管理所，有一批执著于清东陵研究的学者。当翻阅大量档案史料后，学者们发现，在关于谁是真正的盗墓者这一关键问题上，历史迷雾重重，案件的一些重要环节竟然十分模糊。
今天的人们，大都是通过一些影视文艺作品了解到是一个叫孙殿英的军阀盗掘了皇陵，但史料却表明，当时，孙殿英并没有受到法庭任何的传讯和起诉。他是怎样被后人认定是盗陵元凶的呢？
孙殿英在东陵案发后曾经辩称，那是土匪盗陵，珍宝取自土匪手中。
难道，当年还有一股不为世人所知的土匪，乘着战乱，在月黑风高之夜掘开了皇陵……
究竟谁是真正的盗墓者？历史是否另有隐情？
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叫做孙殿英的人会成为世人注意的焦点，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察看盗墓现场
采访：“孙殿英靠赌博起的家，还制毒贩毒，自创一种烟膏，鼎盛时控制西到山西，北至平津，东连上海广大地区的毒品生意。”
所谓“乱世出枭雄”，早年复杂的经历使孙殿英工于心计，敢于冒险。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原，奉军大败。原属奉系的孙殿英接受蒋介石收编，摇身一变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进驻河北东陵附近。
刚刚发迹的孙殿英，第一次走近了清东陵，那巨大的皇家宝藏的传说，在这名野心勃勃的军阀心中升腾起怎样的欲望，我们不得而知。
1928年7月4日至7月10日，清东陵迎来了最为惨重的浩劫。
当地老村民谈当时听到炮声，还以为是剿匪，军事演习。当时，都不敢出门。直至一切平静下来，有胆大者进陵，才发现墓被盗了。
东陵被盗旧照
东陵发生掘墓开棺的惊天大案！消息辗转传到了平津，立即引起舆论大哗！社会各界纷纷要求严惩凶手，保护文物。清室遗老更是震惊悲愤，溥仪闻讯号啕大哭，发誓报仇。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负有管辖权责的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坐不住了，他下令严查。
在当时众说纷纭的报道中，有一位叫和钧的满族守陵官员，奋笔疾书，向溥仪报告东陵被盗后的惨状，他指出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就驻扎在东陵附近的遵化，很可能是这支部队看见陵内守护形同虚设，便起了盗陵祸心。
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正是孙殿英的这支部队。
真正让世人将东陵盗案与孙殿英部队联系起来的，是随后发生的这样一件事情——琉璃厂是北京一条著名的古玩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虽然世事纷乱，百业萧零，这里因为兴盛的古玩交易反倒出奇地热闹。当时，琉璃厂有家规模最大的古玩铺，叫“尊古斋”。
1928年8月的一天，琉璃厂“尊古斋”老板黄百川接待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此人携带来一些十分罕见的珍宝，并急于出手，双方最后以十万元秘密成交。不料，事情败露，二人均被北平警备司令部拘捕。
经审讯，涉嫌销售东陵珍宝的神秘男子正是十二军的那名师长谭温江。
谭温江的被捕，让人自然联想到他的上级军长孙殿英。面对世人怀疑的目光，孙殿英如何应对呢？
于役东陵日记--慈禧地宫惨状
1928年七八月间，孙殿英向其顶头上司发出过一系列报告文电，“顺天时报”很不寻常地连续十三天全文刊登，其中详尽记载了东陵被盗前后第十二军的换防调动，其核心内容是：应乡绅之请求，派部剿办盘踞马兰峪之悍匪，这一仗夺获战利品，列出清单上缴。
从清单上来看，这些从土匪手中缴获的竟是十分贵重罕见的珍珠翡翠！在偏远贫瘠的遵化马兰峪，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珍宝？除非，它们是出自地下皇陵。
那么，报告中提到的是哪一股土匪势力呢?
北伐战争后期，原本占据东陵的奉军溃退关外，而国民革命军尚未到来接收，东陵内便成了散兵游勇和土匪出没之地。在多股势力中，有一个本地土匪叫马福田，他纠集一支乌合之众以绑票为生，横行乡里。他，有没有可能盗陵呢？
采访：“有记载的是当时孙和马是打过一仗。孙将土匪赶走后再占据东陵。对马福田这帮土匪来说，他们有没有可能盗陵呢？我想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东陵盗案发生18年后的1945年，马匪又窜回东陵，把当时没挖的几个陵盗掘了。正是看到土匪盗陵有很大可能性，所以孙当时把一切都推到马匪方面。”
孙殿英的报告立即发生了作用，东陵一带兵匪混杂，土匪盗陵的确有着很大的可能性。而在此时，因销赃而被捕的谭温江一直拒绝承认自己参与盗陵。关于珍宝来源，他也解释是缴获自土匪，和孙殿英报告如出一辙。因为查无实据，案件的审理陷入僵局。
东陵盗案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又似乎柳暗花明。在前往青岛的一艘叫“陈平丸”的轮船上，青岛警察厅抓获了两名逃兵，从他们身上搜出36颗珍珠，还有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的标志。一名叫张歧厚的逃兵招供参与了盗陵。
孙殿英像
当时的报纸记载了他的自供：“今年五月（公历7月）间……由军长（孙殿英）下命令，教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坟炸开……我这三十六颗珠子就是在西太后的坟里拾的。我因当兵不易发这些财，再跟着队伍打仗去也无益，所以才由杨各庄偷着跑到天津卖了十颗珠子，卖了一千二百元钱……”。
张歧厚的供词是当时惟一明确牵涉到孙殿英的重要证据，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说以前都是猜测，但这一次终于有了人证。
形势陡转直下。就在这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催促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尽快破案。1928年11月，当时的四大集团军首脑都派出自己的代表组成高等军法会来会审此案。
一时间，看来当局要动真格的了，清皇室在期待，关注此案的社会大众在期待，东陵盗案能够水落石出。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如此备受重视的案件，在高等军法会宣布成立之后，却很长时间没有下文，直到1929年4月底，也就是东陵被盗将近1年后才开始预审，并且一直未对外公开。而经过匆匆一个半月的审理后，高等军法会在6月中即宣布预审终结。
今天，我们仅能从当年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窥见预审判决草案的结论：东陵盗案系遵化驻军勾结守陵满员，盗墓分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那个叫张歧厚的逃兵供出了孙殿英，但法庭似乎并没有仅据口供而采信。因为，结论中的“遵化驻军”究竟指的是哪支部队？幕后主使究竟是谭温江还是孙殿英？判决草案显然含糊其辞。
孙殿英像
这里面仍有许多疑问：清东陵规模宏大，坚固无比，如果没有主使，组织大量人力，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得手？而且据当地老百姓说，盗墓者还动用了炸药！少数士兵怎么敢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如果有主使，一个师长谭温江能否有那么大的权力，调动军队在东陵戒严以掩人耳目？
按照程序，高等军法会将“预审判决草案”的全部卷宗，呈交南京国民政府，静候最高当局的复核、宣判和执行。
然而，案卷上报后，大半年过去了，却迟迟没有批复。
1930年的春天显得格外阴沉，老百姓没有等来期待中的宣判。其实，就在东陵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中国政坛已是危机四伏。1930年4月，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军阀大混战爆发了。
孙殿英投靠冯玉祥和阎锡山集团后，被羁押在阎锡山辖区内北平陆军监狱的谭温江获得释放。
当时，上海《中央日报》在很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发了一则短消息，轻描淡写地说到东陵要犯“其后不知何故又将其释放”。好一个“不知何故”，自此，东陵盗案不了了之，成为民国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清东陵终于获得新生。国家建立了东陵文物保护所，开展了对东陵文物的收集、保护和研究。随着相关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逐渐浮出水面。
同治惠陵
文强，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为孙殿英的少将高级参谋。解放后长期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现已去世。1979年，文强撰文回忆，孙殿英曾经以炫耀的口吻向他谈起东陵盗宝的事情，其中谈到乾隆和慈禧的墓是用炸药炸开的；地宫里是怎样的情形；孙殿英怎样将乾隆的朝珠、九龙宝剑和慈禧的翡翠西瓜、夜明珠等无价之宝送给戴笠、蒋介石、宋美龄等国民党要员。
这一段记述，成为今天人们判断孙殿英是盗陵主谋的引用最广的证据。
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保存着民国时期的档案，深入其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些颇具意味的史料……
这一份档案提到，曾在乾隆裕陵地宫内发现一个军用铁尖锄，还有带着黄色炸药痕迹的墙砖碎块。
这一份档案提到，当地老百姓曾经看见十二军士兵到集市上，许多人裤脚沾满白灰。这个奇怪的现象意味着什么呢？专家认为不可小瞧这个细节，东陵地宫为三合土夯成，地宫渗水，地上积满白灰浆。
东陵盗案至今已过去大半个世纪，今天要想完全考证清楚，恐怕很难。我们无法了解这起盗案幕后发生过怎样的事情，以至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悬案之一。
学者们对东陵盗案作了大量的研究，力图廓清历史迷雾。从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学者们认为，尽管不能怀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武断谁是真正的东陵大盗，但是孙殿英仍然是最大的嫌疑。
碧玉古稀天子之宝玺
如果回忆录没有讹误，如果学者的研究没有偏差，那么，76年前清东陵内发生的那一幕或许可以这样来还原――
1928年，孙殿英率部来到河北遵化，在北伐战争中借机壮大的这名野心勃勃的军阀，深受东陵宝藏的诱惑，于是率军进占东陵，并利用当时东陵内土匪猖獗的混乱局面宣布戒严，军事演习，从而盗掘了东陵。
东陵案发后，孙殿英嫁祸于土匪，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形象广告”以示清白。
当自己的部下接连被捕，孙殿英很可能进行了一系列的幕后活动，用东陵珍宝贿赂当权者；而1930年中原大战的爆发，为他利用时局逃避罪责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1928年，当时的孙殿英不过是一个刚刚由赌徒和土匪起家的新军阀，他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盗掘皇陵？他，是始作俑者吗？
在孙之前，其实早有人盗陵，比如当地土匪、各路军阀，其中比较大的如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的张宗昌部，他们几乎次走了东陵地面上所有珍宝和陵园树木。而结果是，这些人的行为并没有受到追究和查办。当权者的放任纵容当然在客观上壮了孙进一步盗掘皇陵的胆子。
东陵案发后，我们在众多报道中看到，尽管大多数是谴责盗墓，但也有报道认为：清朝帝后生前挥霍，死犹厚葬，被盗咎由自取。据说，孙殿英曾煽动部下：挖皇陵也是革命，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军阀盗挖皇陵，破坏文物，违背人类公理，理应遭到全中国有良知的人的群起而声讨。然而，“天下乱、匪盗猖”，20世纪初叶的中国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悲剧。
慈禧裹尸布
1947年，孙殿英在河南汤阴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一年后病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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